广州是个新闻界自身常出新闻的地方。从几年前揭露孙志刚案、率先报道非典的《南方都市报》遭到整肃，到广东政法委书记张桂芳指责舆论监督让治安恶化，屡屡有关于新闻界自身的新闻令全国人民侧目。作为热带地区和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些年广州敢于搞舆论监督的媒体和业者似乎总处在阴森森、冷飕飕的严冬。 
 
    广州舆论监督的春天也许就要到了。新华网广州2月7日消息：在当日举行的广州地区新闻媒体座谈会上，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说，广州市委、市政府欢迎、支持并自觉接受正确的舆论监督。他表示，能否自觉接受监督，是对领导干部是否出于公心、是否一心为民的检验。

    广州的媒体和业者也许应该欢呼雀跃。有市委市政府的“欢迎、支持并自觉接受”，他们可以在舆论监督上放开干了。不能不说，在支持和理解舆论监督上，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的朱小丹是十分开明的。别说在有着压制言论自由传统的广州，就是放在全国范围内看，能以如此胸襟对待舆论监督，也是为数不多、难能可贵的。

    但是，在赞赏朱小丹的开明和难能可贵时，感觉心里总有些疙疙瘩瘩，觉得让一个当代的官员接受这样的赞赏，有些不伦不类。何以如此呢？舆论监督与官方态度的关系，其实不是什么新话题。翻开中国历史，讽谏和纳谏一直是政权与民间、高层政权与低层官员之间互动博弈的方式。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两千年前的诸侯王就有纳谏的胸襟，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皇权也都重视开通言路，听取“逆耳忠言”的。为什么当代一个市委书记关于接受舆论监督的几句好话，就能博得开明和难能可贵的美誉？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倒退？放在“南都”两位高层管理人士锒铛入狱，和更多的新闻工作者被高官污称恶化社会治安的大背景下看，知情权和监督权，在广州对于公众和媒体来说是十分稀缺的奢侈品。即便如此，朱小丹的开明还是应该受到赞赏的。在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上，他没法跟两千年的齐王比，更没法跟广泛的言论自由环境里的西方官员比，广州自己跟自己比，总还是能够看出进步的。

    如果再往深处想，人们不难发现，即使是这个进步，也是有限的。当年《南方都市报》在孙志刚案、非典事件上仗义执言而让一些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前段时间将治安恶化的罪名加在舆论监督的头上，而媒体和业者的行为也让一些人如芒在背。不让我舒服，你也别想舒服，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监督权在与行政权力的博弈中一败涂地。现在好了，领导换上了一副“欢迎、支持并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面孔。在他允许和倡导的情况下，媒体和业者是否可以“晃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呢？还是别先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如果行政权力能够把舆论监督权力恩赐给你，他也可以随时把这一权力收回去。而什么时候收回去，全凭官员的喜好和雅量。朱小丹先生有此喜好和雅量，他以后的官员呢？谁来保证？怎么保证？

    知情权和监督权，是由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衍生出来的公众和媒体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不能被人为剥夺和压制，也无须开明官员的恩赐。作为公众和媒体，应该对官员就欢迎舆论监督的表态给予赞赏，更需要自己去谋求社会对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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