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闻界是个怪胎：一方面，中国有着令全世界新闻记者都羡慕的素材，却出不了能令他们羡慕的报道；中国不乏优秀的新闻人，却出不了世界级的记者；中国不乏禀承普世价值理想的新闻人，但中国的媒体却被人指责是“霉体”和“媚体”。 
 
    媒体“霉”到了什么程度呢？用民间的话来说是，记者成了“妓者”，这是十分严厉的批评。这样严厉的批评，其实由来已久。大约记者这样恶劣的形象，终于引起了管理部门的注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发出通知，要求报社记者站不得从事与新闻业务无关的其他活动，比如：记者站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新闻报道，或者以记者的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以新闻报道为名要求采访对象订报纸、做广告，或者以“曝光”相要挟向采访对象索取财物等行为。

    新闻出版总署出手净化新闻行业，本来理应获得赞赏，然而仔细想过之后，我却打消了赞赏的念头：这份通知的基础并非是“正义感”。

    比如说记者订报纸、拉广告。记者有订报纸甚至拉广告的任务，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笔者个人的记者从业经历让我相信，对绝大多数记者而言，订报纸、拉广告实属无奈——如果不是报社要求，谁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呢？激烈的报业竞争，使得一个城市里哪怕是发行最大的报纸，都要每年给记者下达订报任务。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记者们为了完成任务，难免“丧失”一下纯洁性，替对方发点软文，那是起码的回报。

    表面上看，各家报社为了发行，不惜“牺牲”记者的纯洁性让记者订报纸，竞争十分充分。其实不然，这恰恰是报业缺乏竞争的表现；要说竞争，这也是畸形的竞争。这种畸形竞争的背后，其实指向的还是一个根本问题：新闻出版是否自由。报纸办得好看、值得看，老百姓才会掏钱买，这是一个朴素而又简单的道理，一个竞争真正充分的报业市场，就应该遵循这个法则，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不过，有订报、拉广告任务的，一般以都市报记者为主。管理部门把都市报推向市场，却又严格限制报道范围——说白了，这就叫“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而党报记者也许要幸运些，因为党报有行政摊派作发行保障。那么，请问新闻出版总署，你为什么不清理党报的行政摊派、却要清理报社记者站呢？为什么不让党报和都市报同在市场中竞争？因为一个简单的逻辑是：行政摊派是要比记者订报纸恶劣得多的行为。

    在中国，其实记者的生存状态并不让人乐观。在很多外人看来，新闻行业是充满理想主义的行业——事实上，虽然新闻界存在着种种腐败现象，但新闻行业仍然是理想主义者相对集中的行业——只是理想主义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地方，注定要碰个头破血流。

   我们都知道，记者在西方有“无冕之王”的美誉，而在中国一些地方，如果有记者敢称自己是“无冕之王”的话，恐怕只会招来嘲笑。笔者以前曾经在某机关报当过记者，该报要求记者采写的舆论监督和所谓的“负面”报道，得经过采访单位和对象签字认可后才能发——如此“规定”，记者还有什么地位甚至尊严可言？当这样的记者，不诚惶诚恐也罢。

    同样，在西方媒体被认为是“社会公器”，可为什么我们的有些管理者，却忌讳“媒体公器”之说呢？说到底，新闻界的腐败也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类似以“曝光”相要挟向采访对象索取财物等行为，既有记者个人素质的原因，更有大环境和体制的原因，靠几个“道德禁令”是治标不治本而已。当然，这个话题过于庞大，不说也罢。要说的是：面对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腐化堕落，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可谓是痛心疾首。那么，新闻出版总署，你痛心疾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