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少年涛涛弑母砍父惨剧已经发生六天了，一连六天的实地调查采访，我们终于让这一悲剧的前前后后一步步如实呈现。此刻，只有面对已然基本清晰的事实，我们才有资格来对此事件作一次尝试性的评价和反思。

    或许，涛涛事件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极端个案——“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一个有着特殊心理状态的少年，面对父母对自己生活的干预(“阻挠”其上网等)，偏执、残忍而有条不紊地选择了“清除障碍”的冷血方式。毕竟，涛涛的人生历程，虽然不够光明，但也并不能有力证明他弑母砍父的必然性，因为还有千千万万命运和他相似的少年，却在顽强地为梦想而学习工作。

    只有明确了这样一个前提，才可能进一步透过事件进行反思。虽然我们并不热衷于把任何事情都拿来微言大义一番，但涛涛弑母一事，在逆子的丧心病狂之外，确实还有着不容小觑的时代背景。

    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矛盾相对集中，新旧游戏规则、道德规范或重叠、或脱轨，这些，诱发了某些人人性中的阴暗面。“沉迷网络被责骂后心生不满，22岁武威青年杀害亲生父母”，“21岁北京青年因恋爱问题将父母双双杀死”，“因逃学上网被训斥企图用农药毒死父亲”，“焦作15岁男孩为了‘自由’40余刀砍死母亲”……纵观近年令人发指的杀父杀母案，我们不能不对今天中国的伦理道德状况有所警醒。

    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劳动力大转移，二十年多间，全国1/8的农民先后涌进陌生而繁华的都市，突然置身于一个陌生人社会中，这种心理、生理上的割裂感和迷失感，蕴育着某种不安和躁动，这种不安和躁动可能是良性的、振作的，也可能是恶性的、绝望的。

    而作为他们未成年的后代，一方面“涛涛们”是幸运的，曾为“留守儿童”的他们较早地跟着父母接触了城市文明，有利于他们尽早适应城市；另一方面“涛涛们”又是“不幸”的，由于隔代教育和一定时期的“单亲”家庭，他们的家庭教育非常不完善，而当他们在心智还未健全时，又突然从农村“无知的幸福、贫乏的满足”中进入物质极度丰富、信息极度集中的城市。城市中的“城乡差距”，比半封闭的家乡更直观，更容易导致心理失衡——一种因自己的身份而自卑、迷恋城市文明、仇视城市、痛恨父母没能力、亲情淡漠等因素混杂的心理失衡。而在网络暴力、影视暴力填补心灵真空后，这种失衡很容易以某种类似网络和影视场景的、杀伤力极强的形式喷发。一方面，他们幼稚的心灵里陡然之间充斥了太多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失很多城市少年从小具备的“心理免疫力”……

    农民工后代对城市的大规模磨合和适应，才刚刚开始。

    这是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必经的痛苦过程？抑或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如何避免下一个潜在的“涛涛”酿成悲剧？答案有很多，但其中肯定包括：对进城农民工家庭在心理认同感方面实行“市民待遇”甚至倾斜性待遇。毕竟，城市对这一贡献巨大的群体“欠债”太多，而这一群体的心理状况，在今天和明天，又密切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每个角落的安定与和谐。

    据悉，为帮助外来农民工子弟适应广州新环境，广州市团市委正筹备暑期开办“新市民学校”，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心理干预。这是涛涛惨剧之后的一个令人欣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