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国家政策都不会是万能的，一个社会正常运转，必须促生社会自行调节的力量。媒体宣传国家助学政策与呼吁社会捐助，二者并行不悖，丝毫没有矛盾。

　　7月2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介绍高校助学政策新闻发布会上称，不提倡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特别不提倡媒体在未来的几月内，突然写出一个困难大学生前面吊着牌子，上面写着“我考上了某某学校，我没有办法上学”，呼吁社会捐助。相信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都不以为怪。关键是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媒体，要以宣传主流、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新快报》7月3日)

　　在去年9月25日，也是这位发言人曾抱怨媒体：“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发言人或者说教育部的态度是明显的：国家已经采取很多措施了，媒体就不该再报道穷孩子上不起学，呼吁社会捐助。但如此逻辑却是混乱的：没能得到资助的大学生，如何“以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既然“发生这样的问题要积极促进”，媒体的公开报道，寻求社会力量的资助，难道不是积极促进吗？

　　笔者以为，教育部发言人对媒体横加指责，除了态度值得商榷之外，还有几个基本的认知没有搞对：

　　其一，现有国家助学体系的覆盖面究竟如何？效果怎么样？不能否认，按照“设想中”的资助体系，覆盖面很广，效果也应不错，但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到了基层往往就变了形———媒体曾报道，多个省市国家助学贷款计划没有按时发放。去年8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就严厉点名批评了海南、天津等8省市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几年来几乎毫无作为，特别是海南、天津竟“一个子没贷出去！”在“好政策”没有全面生效之前，在仍然有很多孩子的确上不起学之前，媒体呼吁社会力量的关照并对教育主管者形成工作压力，教育部难道不该拍手叫好吗？

　　其二，一项公共政策，其出发点、落脚点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离开了“人”的公共政策，很容易成为一场工具游戏。或许，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实际更多)需要救助的困难大学生，比起几百万、几千万大学生是个非常小的数字。但在笔者眼里，每一个等待救助的孩子都是一个世界，社会帮他还是弃他，影响不是一时的，而很可能是一世。笔者所在城市的一家媒体去年就曾搞过“资助穷孩子上大学”的“一对一”帮助活动，社会参与踊跃，笔者自己也去捐了几百块钱———最后筹集到近200万元善款，令数十名一筹莫展的孩子得以高高兴兴走进大学校门。想想看，就媒体而言，还有比这个更“积极促进”的行为吗？

　　其三，任何时候，国家政策都不会是万能的，一个社会正常运转，必须促生社会自行调节的力量。媒体宣传国家助学政策与呼吁社会捐助，二者并行不悖，丝毫没有矛盾。笔者注意到，每一次国家助学政策的出台，媒体都是非常关注的，常常是“头版头条”地宣传，并没有像那位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漠视国家政策。在新闻学中有一个“好苹果烂苹果”的比喻：新闻真实不能只看到苹果光鲜的一面，还要表现出烂掉的一面，这才是全面正确的新闻观。固然发言人很推崇自己在《中国教师报》上以评论员身份发表的“好政策能让千万人受益”，但如果以为在目前情况下，全国的媒体都应该单纯报道“好政策能让千万人受益”，只说好话，不说不足，显然是自欺欺人、违背新闻真实。

　　评价一件事物，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媒体呼吁社会帮助贫困生问题而言，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被救助者入学时的笑脸就可以看到；如果一定要说“弊”，那么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让教育主管部门感到“很没面子、压力很大”。但相对于一个个急需帮助的孩子，教育部门的“面子”真的就那么值钱吗？相对于当前助学体系的基层落实现状，媒体给他们些压力难道不应该吗？如此必要的东西，教育部却视为眼中钉，除了权力傲慢，我们还能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