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暴力事件。事件参与者放火焚烧了县委县政府大楼和公安局大楼。6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在与当地群众的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瓮安“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同时指出，“从这起事件来看，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

　　每一起看似偶发的公共安全事件背后，都有值得汲取与反思的教训。石宗源对瓮安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的判断，正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和坦诚。那么深层次的因素何在？石宗源指出：“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毫无疑问，正视并且反思这些处于深层次的因素，可以让我们重新看待瓮安事件发生的原因，也必将有益于避免下一个“瓮安事件”。

　　按照贵州省相关部门的说法，目前事件已经平息，真相已基本查明，但这并不意味着“瓮安事件”可以盖棺论定，一些“深层次的因素”仍需要我们予以正视。首先，我们固然可以相信这是一起 “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但这也意味着，除了少数别有用心者，这起事件也直接体现为一些 “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地方政府执政力的挑衅。因此我们还必须正视，为什么一些群众如此轻易地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煽动利用？这“少数别有用心者”都是谁，用心何在？他们为什么能超越地方党委、政府长期建立起的权威与公信力，而煽动起群众参与暴力事件？显然，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明确的回答，将很难解释这样一场突发性暴力事件的起因，更不足以让我们从中吸取教训。

　　当然，仍需要我们予以正视的是民众对“瓮安事件”真相的追问。相关部门指出，事件起因源于17岁初中生李树芬之死，是“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的一起群体性事件”。但我们应正视的是，那么多单纯的民事案件，为何偏偏这一起引发这么大的事件？无论如何，既然“事出有因”，那么对李树芬之死的调查就必须让人信服。这不仅包括应当引入更权威、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也包括相关部门要正面回答公众的疑问。比如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起李树芬的婶婶被剪去了头发关进派出所一事，瓮安县公安局副局长仅以“我们对她进行了询问，询问完后立即叫她回家了”，并没有正面回答她是否被剪去头发。还比如有记者问到 “有传闻说元凶系县委书记的亲侄女，还有人说是副县长的孩子”之时，黔南州政法委书记仅回答“县委书记不是本地人，在瓮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却省去了副县长之子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真相仍然迷离，其结果只会产生更多臆想与猜测。

　　我们社会承担不起更多的 “瓮安事件”，“打、砸、抢、烧”也不是社会进步必须支付的成本。但正像专家曾经说过的，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近期一些地方频频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如何保持像石宗源那样的清醒，正视每一起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无疑是对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对于瓮安事件，我们要做的显然不仅仅是抓住那少数别有用心者以及直接插手参与的黑恶势力人员，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并且疏导那些被煽动利用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只有让更多群众明白了真相，使权力真正为民所用，他们才不会被轻易地煽动利用。这无疑是瓮安事件更深层次的因素之一，也正是我们必须致力的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