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普遍给人带来幸福感的公共生活，它的质量取决于社会中人的公民素质，取决于他们自我管理的能力、自我提升的愿望和自我实现的努力。大学生理应是最具有这种素质、能力和愿望，最能做出这种努力的社会分子。

　　9月里，新招收的大学生纷纷入校，过了高考这一关，下面便是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了。今年的大学生比去年招收的更多，从就业的角度，大学扩招孰是孰非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大学教育与就业联系在一起，已经是今天市场经济下的现实。传统的大学生劳动市场容纳不下一年又一年大批量从高校出来的毕业生，这也是势所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是不是嫌太多了呢？高校的教育究竟还有怎样的意义呢？

　　在以前，大学生很精英。大学教育是一种资本，它赋予受教育者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比普通人优越的就业机会和待遇。大学毕业每个月工资就是53元，而一个工作多年的工人月工资也不过30元左右。在更久以前，不要说大学，只要上过学就是一种资本。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高小、初中毕业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到了50年代,街上还有为人代写家信的读书人营生。当时的高中生就算是很有文化了，都可以在小学、初中教书当先生了。六七十年代，有大学文凭，不管是老大学生还是工农兵，都算是“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是和绝大多数没有上过学的“普通人”比较出来的。

　　大学生如今成为“普通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大学生有普通人的就业烦恼，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上大学不能自动保证就业，是不是就此变得不如以前重要了呢？不是的，因为上大学的根本教育作用在于改变人的幸福观，上大学是一种特别形式的“见世面”。大学应该起到的这个作用并没有改变。

　　改变幸福感觉的教育，当然不一定要在大学里才能接受到。那些到北京、上海打工的农民,他们看到城里人怎样生活，那也是一种教育。哪怕是这样一种粗浅的教育，也能改变他们的幸福感觉，他们宁愿去建筑工地做苦工，在饭店里打工，也不愿回到农村。与那些留在农村的乡亲相比，他们是见过世面的人，也因此变得不那么安分，不那么随便听人摆布，变得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了。但是这样获得的新幸福观往往是个体的、经验的、认命的、退而求其次的。

　　一个农民子弟如果有机会上大学，他所获得的就可能是一种与打工者不同的幸福观了。他有了在思想和观念上见世面的机会。他会不再认命，不再认命于户籍制度，不再认命于城乡差距，不再认命于社会分配和就业机会的不公正，不只为他自己，也为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农村人和农村子弟。这样的幸福感就有了公共的意义。

　　大学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幸福感，不只是大学生自己的个人幸福感，而且是他眼中的整体社会幸福观。整体社会的幸福观不只是关系到一般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物质生活，甚至也不只是关系到一般人可能过怎样的精神生活，而且是关系到所有人必须过怎样的公共生活。

　　在一篇讨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文章中，傅国涌提出，幸福生活并不仅仅意味着在劳作维持基本生存之余，可以悠闲地逛超市、购物，精心地选择不同牌子的空调、彩电、汽车，也不仅仅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情地品茶娱乐，尽情地跳舞唱歌，尽情地打麻将、甩扑克。幸福生活离不开社会组织完备的公共生活。公民社会组织越发达、越成熟，社会就越开放，生活在其中的人幸福感就有可能越强，因为不同的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里找到各自不同的位置，实现各自的价值。

　　能够普遍给人带来幸福感的公共生活，它的质量取决于社会中人的公民素质，取决于他们自我管理的能力、自我提升的愿望和自我实现的努力。大学生理应是最具有这种素质、能力和愿望，最能做出这种努力的社会分子。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大学生难道会没有事可做？能够对这样的公共生活有所贡献的大学生，难道还会有嫌太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