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孙德全日前透露，经著名作家王蒙、文学评论家陈晓明郑重推荐，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议后，最终破格批准青年作家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协会成员。(9月25日《京华时报》)

　　一位青年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曾有抄袭嫌疑的青年作家进入中国作协，居然成了同一天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重点新闻，这本身就够得上特大新闻了。细读这则新闻后发现，原来正是其新闻眼“破格”二字成就了它的轰动效应。那么，是什么大不了的“破格”赋予这则新闻如此之大的轰动效应呢？原来是，此前郭敬明不是地方作协会员，经王蒙、陈晓明力荐后，中国作协才“本着爱惜人才的原则，我们破格通过了申请”。

　　好笑啊好笑！在这作家、诗人已经贬值到与我等普通老百姓一般无二的今天，郭敬明居然因为“连升三级”——从县级作家、市级作家到省级作家，直升为国家级作家，就成了“破格”，成了一桩大新闻。好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这种“破格”看起来是唯才是用，体现的是才能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其实，恰恰表征了多年来形成的作协机制是何等地僵化，何等地等级森严，说其已经蜕变为百分之百的官僚机制怕是一点也不过分。

　　说来惭愧，想当年，在下忝为文学青年，申请加入了某某县的作家协会，拿到了一张会员证，还以为自己真成作家了。随后，参加了一些作协举办的会议和活动，认识了一些省市级和国家级的作家，才如梦方醒，原来体制内的作家是这样写作和活动的：他们到处去进行“文学采风”，俨然以著名作家的身份给低一级的会员“传经送宝”，参加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专题活动后，回来写几篇豆腐干式的马屁文章，在省市报副刊版一发，就算完成了“采风”任务，再就是好吃好喝好玩，礼品照拿，稿费照赚，工资一分不少(县市级作家没工资奖金，省级作家有否不知道，国家级作家是有的)。这就是体制内作家的优势，可惜的是，这种优势很快就消解了作家的独立性和个性，他们之不能写出好作品也就是必然的了。认识到这点，虽然在下的恩师几次三番劝我申请加入省级作家协会，在下也坚不从命。

　　这并不是说，在下甘于做一位科级作家，而没有争取做处级作家、厅级作家直至部级作家、殿堂作家的愿望，而是畏惧于这样的等级秩序，同时出于码字人的清高，不屑于这种“官本位”体制。哦，难道我写作一辈子，目的就是为了在各级作协搭成的阶梯上不断晋级吗？至于吗？累不累呀！咱不干！现在鄙人连县作协召开的年会也不去参加了，只想把头上这顶科级作家的帽子也一并奉还。

　　如果这样的“破格”也值得称道的话，我宁愿这样的“格”少点再少点。有什么意思吗？作为一个作家，最可宝贵、最不能被褫夺的就是他们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志。而任何体制，一旦分割为等级秩序，就具有凌迫性，这对最需要保持自由意志的创作来说，都是致命的伤害。不是吗，进入体制内的作家，他把创作的方向定位在向更高一级的作协迈进，旨在获得越来越高的来自体制的认可，——郭敬明就是这么说的，“能加入作协当然是件好事情，至少代表一种认可”，他就完全背离了创作的根本方向。这样一来，他势必要写“遵命文学”，甚至“御用文学”，结果是死路一条。郭沫若、巴金、曹禺、茅盾、老舍等著名作家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鉴于此，当代一些作家如余秋雨等不申请加入中国作协，有些作家加入了再次申请退出。三年前，先是两个湖南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公开声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然后是山西作家李锐公开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把中国作协的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去年，武汉作家、《如焉@sars.come》的作者胡发云又悄悄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协。这些作家的选择及由此引发的一片喝彩声，足以证明“作家协会”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正在走向没落，笼罩在其头上的神圣光环早已黯然褪色。叹只叹，时到如今，在郭敬明入会问题上，中国作协竟然弄出个“破格”的噱头，好像他不是从科级作家、处级作家、厅级作家一直升到部级作家，是作协“开恩”的结果。殊不知，这种以等级秩序来评定作家价值大小的体制本来就是反创作、反文学的。对这种建立在等级秩序之上的官僚体制，任何有出息的作家都只该翕动一下鼻孔：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