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20日在北京就“天门城管打人致死事件”发表声明指出，“粗暴执法、粗暴管理”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打骂管理对象是一种践踏人权的违法行为，必须旗帜鲜明坚决反对。有关人士称，全国几十万城管人员大体分为两派：强硬的“鹰派”执法崇拜权力的威力，讲话蛮横、行动粗野；而温和的“鸽派”执法则主张亲民、文明执法（《检察日报》1月21日）。 

　　提倡“鸽派执法”是否能达到消除“粗暴执法”的目标？我看不能。且不说所谓的“鹰派”、“鸽派”之分是否合理，就城管执法而言，在目前的城管体制之下，城管目标的指向性与摊贩生存问题的矛盾，注定了“文明执法”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而这一对矛盾的对立，则为“鹰派执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魏文华显然只是城管执法中一个特殊的牺牲品，其背后是城管执法问题。按照城管目标和理念，几乎无一个城市不是将城市的“脸面”放在首位，而如何理解城市的“脸面”，往往又陷入了一个形式上的套路之中，就是街道光鲜、无乱摆乱放、占道经营等现象。在这种不具人文内涵，只有形式快感的“脸面”执法中，执法的对象直指社会底层，小贩们为生存而摆摊，城管们为“脸面”而执法。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方是迫于生存需要，不断违法占道；一方因城市管理职责所系，自然毫不手软。城管在一次次的清理中，面对反复出现的管理对象，难免产生厌恶心理，“暴力执法”遂常有出现；小贩在一次次被执法的过程中，面对自己不断出现的损失，难免产生对抗心理，“暴力抗法”也就不可避免。小贩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责，而城管必须为城市的“脸面”负责，这就是矛盾不可调和的原因。哪怕城管文明执法，但在不断的反复中，谁的心理没有厌倦感？除非不断对城管队员进行更换，否则，最终必然走上粗暴执法。

　　事实上，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取收入养活自己，是值得尊敬的事。城市的“脸面”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肚皮”。如果真的将其中的部分人逼入另一条道路，恐怕更非公共管理之愿，而这一点并非杞人忧天，杀死城管的崔英杰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从目前这种对小贩“赶尽追绝”的执法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可以断定，永远也无法“赶尽追绝”。因为社会收入的层级性，必然导致部分人只能生活在这种方式之下。有着优厚社会福利的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小贩，甚至乞丐，说明这些人群的存在会是一个长期现象。

　　因此，城管执法，必须要从城市管理理念上进行革新，从城市功能与“弱势群体”的需要来考虑，并剔除地域的观念，改变城管的“脸面执法”体系，消除城管与小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是解决“粗暴执法”的根本途径。指望“提倡”或者“禁止”就解决这个问题，不但不可能，而且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