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什么记者，“拍拍我们，报道一下我们吧。”灾民们看到拿着相机的人就不停地说———这是记者在甘肃陇南市武都区看到的一幕，当地房子基本都塌了，村民没地方住，帐篷不够，食品也不够；“从数字上看我们没有汶川灾情严重，但我们是欠发达地区啊，恢复重建的资金需要20多亿，我们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7650万啊”———这是记者在陕西略阳县委官员那里听到的“叫苦”，当地13.3万人因地震而无家可归，帐篷严重欠缺。(5月29日《南方周末》)

　　感谢记者，他们强烈阐述了这样的忧虑：我们最关切的灾区，并非急需救援的全部。因为震中的原因，地震被命名为“汶川大地震”，在连日的报道中，我们把目光高度集中于四川的北川、汶川、绵阳、都江堰等地，其他同样有很多人员伤亡的灾区却“几乎被遗忘”。比如，受灾较重的甘肃省文县，直到灾后第五天周永康同志前去视察，灾情才得以披露，7天后这里的灾区群众才收到救灾帐篷和第一批药品。

　　新闻学中有个“议程设置”理论，说的是媒体的报道，常常能够为民众设置话题的议程———引导他们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品评什么，不品评什么。在抗震救灾问题上，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媒体报道多的，能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包括救援物资、志愿者队伍，也包括更多记者，就能前仆后继赶来。相反，没有媒体报道的灾区，它很可能就会在轰轰烈烈的救灾活动中，被“冷落”甚至“遗忘”。

　　有人感慨，如果没有这次大众传媒第一时间的集体展示，高度的信息自由，恐怕难以调动起全社会庞大的救灾热情———媒体在救灾中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过分依赖于媒体此种作用的“副产品”就是：当全社会都在媒体设置的议程里热情高涨的时候，另一些人很可能在镁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哭泣。于是，才会出现“其他灾区”群众看到带相机的就希望“拍拍我们、报道一下”的愿望———这是信息时代非常现实也是非常残酷的问题。

　　这种忧虑从闾丘露薇等知名记者的采访手记里读到过，也从老家在“其他灾区”的知名人士的博客中看到过。灾情同样严重，群众同样苦苦等待，但如果因为媒体的重视与忽略，或志愿者接踵而来，以至于要发出“太多了，择吉另来”的呼吁，或冷冷清清，几乎没有几个外人去关注他们———平等的生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这的确是令主张公平正义的大众传媒非常尴尬的事情。

　　从媒体规律的角度，关注灾情最严重的地区，报道矛盾最突出的信息，这是个很难克服的必然选择，毕竟没有谁能担当救世主，包揽所有地域的报道。但当想到为之而可能付出的代价，将是这些地区的群众苦苦的等待，甚至长时间无法被纳入政府的救援计划中。对此，我们无法轻松说一句“这是新闻规律使然”就能坦然释怀的。

　　拿什么抚慰被舆论“冷落”的“其他灾区”？一方面，除了呼吁媒体更深入采访调查，踏足每一个因灾情而急需救援的县镇村庄，把更多的民众需求展示出来；另一方面，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不能按照媒体乃至舆论的“议程”来做事，要通过政府架构的独特体系了解所有的灾情信息，能够作出系统的整体部署。

　　如果说媒体会按照新闻规律“选择性冷落”一些灾区，只能算是个“新闻道德命题”的话，那么政府部门尤其不能跟着犯这种厚此薄彼的错误：抗震救灾一盘棋，不抛弃任何一处灾情，不放弃任何一个灾区群众，这是公权部门责无旁贷的责任担当。

　　希望新闻媒体与政府部门都以更高的责任感，把触角延伸到每一个需要的灾区，把全社会的关心送到每一个四川灾区和“其他灾区”的民众那里，去抚慰那些曾被“冷落”的惊恐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