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近日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初始提名责任制实施办法》中有这么一个条款：如发现提拔前有严重问题的，初始提名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见《羊城晚报》3月5日）

    有媒体称此举是对提名人的一道“紧箍咒”，使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的空间愈来愈小。从表面看，这种说法有道理。但笔者认为，只要不改变以少数人意见为主提拔干部的机制，“带病提拔”问题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当前，官员任免程序不可谓不复杂。从单位推荐、组织人事部门主持民意测评，找相关人员单独谈话，到提交上级党委常委集体讨论票决，再到通过媒体公示征询意见，按理说，通过这么多关卡，经过这么多层审查，一个官员有没有问题，提名人应该一清二楚，可为什么“带病提拔”现象仍时有发生呢？

    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就是“带病提拔”干部的典型。他在1990年升任阳泉县委书记（日月谈注：应为阳泉市委书记）后，在北京出差时曾因“嫖娼”被警方抓获。1995年侯却出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2001年兼任太原市委书记，直至官居省委副书记，而对其经济问题的举报一直不断。侯伍杰的“边检举边升官”现象，恰恰说明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上存在着严重漏洞。

    问题何在？笔者以为，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干部选拔，不是真正的公开选人，而是关起门来选人；不是通过多数人选人，而是靠个别领导即所谓的伯乐“相马”。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凡是靠个别人、靠关起门选出来的干部，往往会出问题。

    近年来，中央已出台一系列政策，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这一系列政策的共同特点就是强调民主公开原则。把选拔干部的权力交给群众，把整个选拔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带病者就难以“过关”。只要贯彻落实民主公开原则，“带病提拔”问题就会得到遏制。

    那么，“追究初始提名人责任”的制度会不会产生效果呢？现在，许多部门和单位提拔干部，是通过组织人事部门提名，行使提名权是组织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面对这种情况，如何追究“提名人”责任？另外，拥有提名权的各级党委常委，会不会因为这一制度而逃避责任，转而通过组织人事部门提名，以回避责任追究呢？同时，“追究责任”的规定虽然语气严厉，但终究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何追究、以何种标准为依据都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追究提名责任人责任”的规定发挥实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