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广东省从2004年8月起，对县域经济发展快、财政任务完成好的县级领导班子实行最高可获奖励500万元的“激励型财政措施”后，近日，山西省拟对空气质量治理有功的各县“一把手”实施最高200万元的重奖，财政部门称细节尚未出台，但相关争议已沸沸扬扬。

　　从法理角度看，类似的重赏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谬赏”，其中的荒谬性是不言自明的。首先，做好工作是官员的本职，干不好的下台干得好的留任或升官，应是基本的职业伦理。岂有为本职工作而得额外重赏之理？其次，如果环保、税收领域可以实行重奖，那么计划生育、公安、文化等各个领域也都可以实行重奖。这样一来，政府岂非可以巧立名目，以重奖之名大肆将政府财政“化公为私”？第三，如此一来，一些地方官可能为了重奖虚报政绩、搞短期行为甚至不惜竭泽而渔，甚至有可能搞得苛税猛于虎。反正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地方官员的任期极其有限。第四，“行政谬赏主义”还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时代痼疾，就是政府自身可以随意巧立名目挖公共财政的墙脚而不需纳税人同意，甚至连人大的象征性审批程序也不必。

　　事实上，类似的谬赏可谓俯拾皆是，比如辽宁、广西等地相继对公安、计生等方面工作突出的领导干部给予奖励。重奖涉及招商、税收等很多领域，只要一把手能完成年初制定的指标，年终就能兑现奖励。

　　行政谬赏主义盛行，暴露出我国当下公务员绩效考评机制的深刻危机。一方面是官员能上不能下，只要不贪污受贿，不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就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公众、法律和公务员制度对得过且过，甚至对环境治理、社会治安、公共教育、医疗、住房投入等方面都严重乏力的官员没有惩戒机制。这种“反向激励机制”的缺乏，导致对重赏这样一种“正向激励”的迷信和依赖。二是地方权力高度集中于所谓的“一把手”，所以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成绩”，全部功劳都由“主要领导班子”甚至“一把手”独吞，进一步加剧了公务员之间的权力和酬劳分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加剧地方“一把手”的专横独断行为。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应该对类似的重赏主义保持足够的警惕，而不管其在短期内能达成多大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在这样一种机制和生态下，这样的效果纵然有，也是稍纵即逝的，甚至是通过透支未来、苛捐杂税而得的。

　　毫无疑问，对地方官员的重奖崇拜，不仅助长官员的浮躁心态与短期行为，而且是对官员专横独断的暗中纵容与鼓励，同时还是对公共财政的极大破坏，不管其动机和目的有多么高尚和良好，我们都应该从其“程序不正义”中看到其危险的后果，并且理直气壮地反对这股不正之风。遏制行政谬赏主义，当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步，各级人大要扎紧公共财政的袋子，坚决控制住政府支出“自我扩张”的潮流。政府只是人民的管家，不能让管家拿着主人的钱乱花。第二,对基层政务官的评价权应该逐步还给民众，不能只由上级机关自上而下地根据各种分类标准进行评判。第三，将地方一把手从“万千宠爱集一身”的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将各个部门的功过还给各部门的公务员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这些事务官，并用合理的绩效考评指标考评事务官的业绩，改变过去机关那种“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谬种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