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来自媒体的调查报告把“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问题指向了政府机构。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近日完成的一项读者调查(3602人参与)显示，90.3%的人认为政府的浪费现象比个人更加严重。(11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印证的是，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曾给出过如下数据：我国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粗略统计达上千亿元；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持续升温，公费出国一年耗资数以千亿元计。

　　如此庞大的浪费数据确实让人感到震惊和感慨。“浪费可耻”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基本道理，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却绝非一样的简单。针对政府机构的浪费问题，一般多是建议采取细化的约束制度，比如具体限定政府部门的公车标准、办公条件、招待费用、出国经费等等。事实上，类似的约束其实并非没有，最为典型的就是所谓“四菜一汤”的招待标准。其标准不可谓不严格而具体，然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导致类似约束政策落空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政策立足于一个理想化的基础，那就是政府机构，从整体到个体无一例外是毫无私利的“公益人”。

　　或许在人们的良好期盼看来，这样的定位是理所应当的。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忽视了具体的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个体的“自利性”本能。

　　正是出于这种“自利性”的原因，一些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才会出现大肆浪费公共财政，满足个人欲望的倾向与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浪费问题”其实只是“自利性”的浅层表象，隐藏在浪费背后的问题才更加值得警惕。

　　比如一些政府机构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行政权力、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往往会通过行政力量来干预或者阻挠一些市场机制改革的取向，维护相关企业甚至个人的经济利益，进而也为本身的“自利性”行为扩大获益空间。在现实经济中，类似的一些垄断堡垒屡屡难以攻克、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等，就是典型例证。尽管这些行为没有“浪费”行为那么明显，但实际上给社会公共资源和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害。

　　承认个体的“自利性”，绝不是说政府机构的浪费行为和谋利追求是合理的，而是为了更好的破解自利性的弊病。

　　如果公众毫不考虑政府机构或其工作人员的利益诉求，甚至以此为出发点建立各种约束制度，那么这样的期望和约束很可能最终落空。

　　既然“自利性”客观存在，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自利性与公利性的统一。在一些国家，政府高级官员可以享受官方别墅的待遇，每当他们感到工作压力过重或被国事家事搞得头大的时候，他就可以到这个“避风港”中度假，放松心情，以便能够更好工作。而之前确定此待遇，却是经过了各方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选址、环境以及安全等多个因素。但是无论具体内容和立场如何，争论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官员能够更好的为公众工作。

　　所以，一方面要承认政府机构的自利性，另一方面必须通过足够多的论证和辩论，来保证政府机构的公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