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律师会见嫌疑人不被监听"，"律师庭上言论豁免"等新规能否为刑事辩护带来些许利好的消息，将直面实践的检验。之前被寄予了颇多期待的"律师在场权"据传因侦查机关的阻力太大而并未被"修正案"所采纳。禁而不止的刑讯逼供在程序立法未有突破之前，能否得到遏制看来还仍然悬疑。就算是已为刑法所明文规定的"刑讯逼供罪"，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常常被虚置。最新的一个例证是，略阳县公安局3名民警在审讯中对一名犯罪嫌疑人刑讯至死。略阳县法院经审理后也认定3民警刑讯逼供罪名成立，但又称刑讯不是造成嫌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且3人均有主动投案等悔过情节，遂依法做出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

　　此案经网络媒体转发之后，已是舆论哗然。某知名门户网上的网友留言超过了8000多条，几乎是一边倒的质疑。刑讯缘何禁而不绝，本案似已作出注释：责任不至，刑讯何以绝。

　　中世纪的欧洲，刑讯也曾盛行一时。直到18世纪，经由刑事观念的转变和司法制度的重构，刑讯才开始在欧美诸国悄然敛迹，尽管并非"绝迹"。究其经验，正在于西方法治从"人性本恶"出发，以严密的制度防范"恶人为恶"，而不是倡议"道德纯良"之人执法为善。反观中国的刑讯逼供防范实践，多以三令五申和教育整顿为主要内容，而在责任制度上却多方偏袒。责任缺失的恶果，令思想教化徒劳无功，有关刑讯恶果的记录在各类媒体上时有可见——至于更多尚未暴光的刑讯恶行，难以衡诸。

　　当然，我们并非没有制度设计。于权力制约上就有"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刑法上也有"刑讯逼供罪"的具体规定。只是，三机关"互相制约"往往被"相互配合"所化解。"兄弟单位"的情份，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变相领导检察院和法院的政治运作生态，更在无形中考量着法院的独立办案的勇气和能力。

　　以略阳个案来看，哪怕非法律专业人士，从《刑法》第247条的具体规定中都能看出，这3名被告人罪无可赦。247条规定的是，"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其中234条规定的是故意伤害罪，232条规定的是故意杀人罪。退一万步说，即便3被告人构不上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法院也已认定刑讯逼供罪名成立，那么依法也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略阳这一自相矛盾的免罚判决，怎么看都像是法官在向外界透露他们的无奈。

　　责任不至，刑讯不止。"依法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自写入十六大报告之后，已逾六年，司法独立依然步履蹒跚；中国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已逾20年，"禁令治国"仍然凌驾于法治之上；恢复律师制度、倡行"控辩平衡"更已近30年，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依然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对刑讯之饬所展现出来的种种恶果，绝不应止于对个案的追问，更应考问这些体制上的改良与完善，并加快刑事司法现代化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