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座高架桥将在武汉大学侧门拔地而起时，激烈的博弈发生了。与校方数次沟通未果后，武汉市政府决定开工。但工程随即被武汉大学成功阻止———武大与武汉市同样位列副部级单位；4.7万名学生中有人提出了“游行申请”；这些都成为博弈的重要砝码。（《中国新闻周刊》7月2日）

　　这是一起颇具艺术观赏性的事件。我无意去争辩到底是武汉的城市规划不曾征求过武汉大学的意见，还是武汉大学以一己之“私”去与这座城市的宏大叙事为难甚至抗衡的问题，我真正在意的是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博弈。

    城市高架桥破坏著名大学人文景观其实只相当于一根导火线，点燃的恰恰是位高权重的部属大学与所在城市政府之间的矛盾之源。

　　前面已经说过，从官位上来讲，武汉大学与武汉市政府同属副部级，也就是说，在权力的座次上，两者理应是平起平坐的，这于是成就了两者展开对等博弈的制度和权力根源。权力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对峙的态势，正是缘于权力的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令人感到异常遗憾的是，在尝试解决这一纷争的努力上，我们始终不见涉事双方提出的除权力对峙之外的建设性方案出台，比如双方共同商请社会中介机构展开论证，由后者提出供参考的执行方案，双方确认后执行，比如将这起纷争以议案的形式提交给地方立法机关来审议，如果认为规划本身不合理，理当以立法机关的名义对规划予以撤销或部分撤销，如果认为规划本身并无不妥，则应当以法令的形式责成著名大学方面停止博弈。相对于这场博弈所赖以存在的城市规划科学合理与否、程序合法与否的争议而言，大学与城市之间博弈的媚权不媚法更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