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初的“韩白之争”，年末的作家乞讨事件、“作家富豪榜”，到2007年初王朔复出“教训”文坛、余秋雨辞去作家头衔，文坛频发尴尬事件。与此同时，“学者明星”、“明星作家”等新群体不断涌现，一向以清贫自诩的中国作家开始两极分化。“什么是作家？文坛是个什么坛？”关于文学的种种争论也由此重新白热化。

    文坛的纷争起源于当代作家和文坛的泛娱乐化、泛明星化进程。当媒体越来越多地将触角伸进作家的私密生活中，想方设法将打探来、揣测来的绯闻轶事呈现给大众阅读的时候，当大众越来越多地将阅读作品的兴趣转移到阅读作家本人，并习惯于不辨香臭美丑地追捧“明星作家”的作品的时候，谁也无法否认，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学、文化被市场魔力严重掌控的非理性时代。

    作家“明星化”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对文化产业的渗透和操控。一些精明的文化商人为了追逐巨额利润回报，通过经济和文化平台将文学和作家进行精心包装、隆重推介，从而使其具备明星效应，并进而将其转换为市场增值元素。最为典型的就是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少年作家群体。其影响是全方位渗透型的，甚至围绕这些少年明星作家还诞生了一大批不分青红皂白只知追星捧星的“粉丝”。表面上看，文学与作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热闹非凡，其实这都不是文学的繁荣，而只是明星化所带来的喧闹。

    作家“明星化”对浅层意义上的文化传播与普及无疑是有意义的，它人为制造出文化消费焦点，既吸引了大众的广泛关注与阅读，也造就了文化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但同时，这种“明星文学”，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明星文化”现象，却在虚假的繁荣表面下，掩盖了市场不断侵蚀文学后的文化精神内涵日渐稀薄的深刻危机。

    “明星作家”是大众传媒与文化商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共同打造的，这样一种文化生产机制所炮制出的作品必然是以利益最大化为考量基础的，作家本人谱出的不是“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旋律”，而是文化商的“命题作文”，必然会纵容文学的趋炎附势和对大众低级趣味的满足。而大众传媒站在利益立场上为之鼓噪、炒作，也不会张扬独立的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因此，作家“明星化”必然带来的后果有三：一是放大了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和物质属性，萎缩了文学本应观照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二是在大肆发掘“明星作家”的娱乐元素和商品价值的同时，淹没和压抑了其赖以体现自身价值的独立精神与个性张扬；三是弱化了文学与作品本应坚持的独立思考与引领风尚的责任，诱导了大众读者偏离文学本身的阅读习惯和低质化、庸俗化、平面化思维深度。

    笔者认为，作家“明星化”的本质在于市场对作家、文学的精神、责任、个性与思考的变相绑架，它所造成的整体性的价值迷失，以及对未来社会的价值误导，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应该引起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