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人蹦着跳着说胡适是“建设”，鲁迅是“批判”，不，是“破坏”。一不读鲁迅二不读胡适，仅仅源于自己的某种逆反心理，故意唱反调——着实可笑。批判不等同于“破坏”，比如“批判地吸收”、“批判地继承”，绝不说成“破坏地吸收”、“破坏地继承”。同样，本文把胡适先生的“建设”抄录在此，倘若“批判”就是“破坏”，“建设”可不也是在“批判”着？

    现在我们知道，胡适的死因是心脏病猝发，而引起心脏病猝发是他的激动，而他是因什么激动的呢？不少人说是因为“高兴”。可如果说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尤其又是胡适先生这样的人因为在研究院开会过于高兴而猝发心脏病，不大能解释得通。我们从记录胡适在会场的高兴劲来看，也并没达到那个地步。引起胡适心脏病猝发主要(不完全是)是因为研究院副院长李济代表人文组的讲话。因为李济在讲话中提到胡适头一年用英语讲的25分钟的话中对国粹毫无保留地批判遭到一些人的质疑，就连李济本人在讲话中也表示他对“胡适那次讲演中的观点有些不敢苟同”，这引起胡适不快，并因此“激动”起。

    由此可见，并非只有鲁迅喜欢批判，胡适亦如此。这一点，我们在读胡适的著作时是能感受得到的。你只要翻翻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7巻本《胡适文集》，就能感觉到胡适对中国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是何等猛烈，并且不仅自己批判，还特别赞扬那些对腐朽、野蛮、非人性的传统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人，如当时的吴又陵、陈独秀等，甚至还十分欣赏在这方面进行批判的外国人，如挪威的易卜生等。你只要读读他的《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吴虞之录〉序》、《易卜生主义》、《答室伏高信》、《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东西文化之比较》、《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致陶希圣》等文章和书信，就知道胡适先生对我们的“传统”是在怎样地进行批判，甚至有些批判的语调简直一如鲁迅。例如他在《易卜生主义》里说：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见《胡适文集·2》第17页)

    胡适在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德时也是一针见血，他说：“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同上，第22页)

    在答当时《日本评论》杂志社的室伏高信的信中，胡适先生为日本人能谅解胡适们“偶像破坏”的立场感到是“最可喜的一件事，因为我常觉得贵国现时的学人往往不懂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排斥古文化的努力”。并向这位日本人表明：“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场是这样的：凡文化都有他的隋性，都会自己保守自己的。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如果他们看清了‘去腐’和‘革新’的必要，应该站到屋顶上去大声疾呼，不必顾虑破坏之太多，更不必顾虑祖宗遗产有毁灭的危险。‘真金不怕火’，这是我们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价值的东西是毁不掉的。”(见《胡适文集·3》第548第549页)

    最巧的是，胡适先生似乎是先知，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像是知道今天有人要谈论“破坏”“批判”“建设”之类的话题，他在上面说的《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中就认为“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并紧接着打了一个比喻：“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他又在文章中引用易卜生的话：“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见《胡适文集·2》第28第32页)

    在《〈吴虞文录〉序》中，胡适高度赞扬吴又陵先生是一个“四川省双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是一个打扫旧礼教的“清道夫”：“深深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他洒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钱，还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孔尘的老头子们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怪他不认得这种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路上妨碍行人！他们常常用石头掷他，他们哭求那些吃孔尘羹饭的大人老爷们，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旧做他清道的事。有时候，他洒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远远的觑见那望不尽头的大路的那一头，好像也有几个人在那里洒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来了。于是他们仍旧挑了水来，一勺一勺的洒向那旋洒旋干的长街上去。”(见《胡适文集·2》第72—73页)

    胡适在批判上的大胆上绝不逊于鲁迅，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指出：“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症结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动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头是物质；而刳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的多了。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希望国人有更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同上，第170页第171页)

    我们从他的《信心与反省》中可以看到胡适更猛烈的批判：“……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那里去了？”“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罪孽的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寿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叹词句，他也许不知道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就流传至今。”又说：“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接着历数我们的耻辱，这里只摘录一二：“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而“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胡适文集·3》第490、491、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