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除官学之外，私塾与书院泛滥，有几分才干和想法的先生们热衷编选，纵然四书五经都有一大堆各家注本，读个书跟逛超市或吃自助餐似的，选择丰富，拜入谁家门下，就决定了一生学问的风骨经脉，想起来真是件很爽利也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今天的教材好比只卖一种套餐的西餐店，为了弥补菜单的单调，只好内部挖掘潜力，将这仅有的一种套餐里尽量添加得名色丰富些。发现五四的左翼主将们占了太多的席位，该分几杯羹给通俗文学了。

　　平心而论，《雪山飞狐》那么带劲的东西，放不放进教材，年轻人都是会去找来读的。而《阿Q正传》那么高深的玩意，一旦丢了教科书这样的阵地依托，可能真要被好多人永久地敬而远之了。所以讲，量化标准从一开始就压根不是望着学生的需求去的，选什么不选什么，这种自上而下的行为里边，要显露的只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姿态和理念。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少年一代其实都在被动地搭建一生的知识结构。

　　当初王朔写《美人赠我蒙汗药》，上手就批金庸，然后又轮到鲁迅，可见二人在同样的敌人面前还被丢进过同一战壕。为何不把新闻标题写成卡夫卡换下鲁迅，加缪换下鲁迅呢？对战双方千万不能是鲁迅和卡夫卡这样同等重量级的，而一定要是分别代表了新旧势力的，不同审美趋向的，不同文化改革方向的。鲁迅和金庸是最合适的冤家，好像世界杯决赛上的齐达内和马特拉齐，浑身上下都是戏份。

　　所以说，一切都是新经济时代里教育利念的错位所无意带出的一场闹剧而已。我们该做的，只是充分消解其意义，大事化小。金庸再畅销，也威胁不到鲁迅的文学史地位。鲁迅再伟大，也超越不了金庸的书店零售额。文学上从没有绝对的主流和非主流，雅正和媚俗。何况我们的教科书里，暂且也没选用《鬼吹灯》和《盗墓笔记》。金庸也可算作是被正统所承认了的作家，基本上是要进入文学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