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号文件是一份调整运行图的重要文件。由于它太重要了，只能以公文的形式发送，行进在漫长的邮路中，直到出事的时候都不知道它到了哪里。没有它之前，有一份临时限速的4240号调度令；有了它（正式文件）之后，又有一份取消4240号令的4158号调度令。由于这两份文件不那么重要，反倒可以通过传真、电报等形式及时到达———4158号令不及时到达反倒没事了。在这几个怪异的文件传送背后，是铁路管理体制的混乱、改革前的人心惶惶、为重大工程的赶工等等。结果是72死、416人伤。这就是胶济铁路的“4·28”事故，一个情节远超好莱坞大片的电影题材，但是我不相信有中国导演会去拍它。

    和第五代导演的剧本总是来自文学不一样，第六代导演都很关注新闻，或者说关注现实生活。前者面对历史，后者面对当下。他们共同拥有的，都只是一种姿态。在第五代奋不顾身地将历史从祭拜的神龛拉到市场中叫卖时，第六代仍然坚持一种严肃的人文表情，不能不令人敬重。但是作为一个新闻人，又深知他们对现实的介入程度，比起一个奔跑在新闻前线的调查记者来，还只是隔岸观火而已。

    最近看了李玉的《苹果》和王小帅的《左右》，我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这两个故事都来自或者极像任何一份都市报的社会新闻版上典型的社会新闻，停留在对奇闻趣事的大惊小怪和津津乐道上，无法进入甚至故意抽离更深的现实探索。当余华说他经常看新浪网的社会新闻时，我就知道他的《兄弟》第二部一定俗不可耐。关注社会新闻当然是关注现实，但是在报社工作的人都知道，都市报的社会新闻版或者网络社会新闻栏目中的新闻，或多或少地都有“黄色小报化”倾向。按照报业大王普利策的辩解，这些东西对市民报来说是必需的，通过满足读者的世俗心理，吸引他们来关注严肃的社会问题。所以报纸除了社会新闻版，还有社论版、深度调查版等等；除了晚报都市报，还有周刊周报等等。

    导演们应该摆脱第五代的阴影，不要努力把新闻转换为文学，请一些作家来包装社会新闻，而要多跟深度报道的记者接触———他们报道出来的其实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再请不熟悉社会的编剧来删改一番，那就只剩下一小部分了，离真相隔了不止三层。我倒不是说要请记者去当编剧。编剧当然还是要专业的，像《撞车》这样的好电影的编剧也不可能是记者，但是遇到“4·28”这样的惨案，他一定不会只满足于看看都市报的社会新闻版，他会随着调查记者去观察，跟着社论作者去思考，然后再回到他的专业中去想像。

   （作者长平，原刊于《山西晚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