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在五四时期，年轻的我也会投入到火热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去，为了中华民族之崛起追寻着德先生与赛先生；如果身处20世纪60年代，无论是身处巴黎、纽约还是北京，激情的我都会投入到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去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而斗争———然而，然而即使是热衷于呼朋引伴，喜好结社，一向理想主义的我却还是要大声地问，我们青年真的需要贵报5月4日社论（见《今天的青年需要属于自己的集体信念》）所倡导的一个集体信念吗？如果需要，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集体信念？谁有资格提出，谁有权力诠释？

    历史一再地证明，集体式的精神洗礼，总是如狂风暴雨般无情，所带来的往往不是梦想中雨过天晴的艳阳天，而是无数受伤的心灵。经历过集体洗礼如“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不管是真心实意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大知识分子，还是想借此改变个人命运的小人物，哪一个不是伤痕累累？杨绛的《干校六记》、《洗澡》，聂绀弩的《狱中读书记》，黄永玉笔下的沈从文，篇篇文字让人忍不住的笑意背后是怎样的血泪人生。纵然是受到大家正面肯定的五四青年运动，也不能不让人关注因它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过激言行所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非此即彼的集体式运动，让身处其中的个人根本无从有理性选择的自由，赞成还是反对，是左还是右，这中间似乎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而试图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也往往没有好下场。抛开宏观理论不说，仅就个体而论，《青春之歌》中不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余永泽被塑造为自私、冷漠、庸俗、落后的典型，虽然其原型并非如此。而其原型：学识渊博的张中行在现实中长期不受重用不说，运动一来，每每都是首当其冲接受审查。其实没有积极参加革命的学者张中行对国民党也不满，也批评，从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然而在集体主义、斗争哲学要求人人有集体信仰的旗帜下，类似张中行这种走第三条道路者统统被划分到应该被打倒的反革命下。

    翻一翻中国古代诗歌，不是只有现代的年轻人才面临物质生活的逼迫，可颜回、陶渊明、杜甫哪一个不是在安贫乐道？看一看变幻的世界，精神迷惘更不是现代青年的专利，海明威不早就是迷惘一代的代表？

    2007年美国《时代》评选出的年度人物是资讯时代坐在电脑面前手握鼠标，指敲键盘的每一个个体，其中的主流就是我们青年。是的，我们更加现实，面对所谓的权威，无论是凭借权力还是打着真理、科学的旗号，我们都倾向于表现出前辈们难得一见的怀疑而不愿再无条件地盲从；是的，我们很难再被一句口号、一个手势感召到同一个阵营当中去一呼百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缺乏归属的团队；我们也许不再大谈着什么无私奉献，但却在为了自己的明天努力奋斗的同时，也为了众多公益事业默默地尽着一份心愿；我们可能不是什么模范典型，但却是一个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合格公民。

    正如哈耶克所言：参差多态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创造并且珍惜更多的自我选择的机会而不是寄希望于不知来自何方的集体信念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