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消费者权利保护日匆匆而过，和往年一样，每到这个日子前后总有许多维权案例见诸报端。今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案例”是一篇《男子维权八年写百万日记，曾向卫生部长下跪》的报道，文章说，1995年6月10日，扬州的朱鼎龙先生2岁的儿子朱逊因轻微咳嗽到运西卫生院就诊，接诊医生让护士给小朱逊打了一针8万单位的庆大霉素。从那以后，一个可怕的事实摆在父亲的面前：庆大霉素导致药物性耳聋。（《现代快报》3月15日）

　　我要说的不是这样的医疗事故，因为在中国类似这样的案件实在不胜枚举，早是见怪不怪了。倒是“曾经向卫生部长下跪”属于“抒情”范畴，只是朱鼎龙的“跪”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凭空为自己的“日记”加上了悲壮的一笔。

　　维权，顾名思义是维护合法权益，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一种法律手段。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尊严在很多人那里却只能用下跪才能得到。记得清朝同治年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嘲讽过中国的下跪者：“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虽然站在今天这个角度看他这种说法有伤中国人的自尊，但鉴于某些人缺乏独立人格，现在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也并非无中生有。因为时至今日，下跪事件仍屡见不鲜：北京通州50多名民工跪求讨薪（《金陵晚报》2005年12月20日）；聋哑女大学生向用人单位跪求工作（《重庆商报》2006年9月6日）；西安10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华商报》2005年7月24日）……

　　下跪是中国人一大发明，其意义与中国文化同样博大精深：膜拜、感激、乞求、尊重、屈辱、谢罪、哀悼和无奈等。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跪”又是那么神圣，诚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可以想见，中国人向来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屈膝的。所以，我不知道朱鼎龙先生的下跪维权是对部长的乞求还是尊重，或许两者兼有吧，他本来是在依法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没想到却连一个公民的人格尊严都搭上了。

　　其实，“跪着维权”是个近乎于黑色幽默的说法，这个词虽然是我杜撰的，但它切实地存在着。这种现象潜移默化地向人们传递着另一种生活信息——如果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就必须在人格上矮人三分，否则，即使合理合法也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我们不妨看看最近发生在山西省绛县的一幕：103名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近13万元工资，一直未果。他们向运城市委反映时，运城市绛县副县长写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工钱仍然没影。而且，该副县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绛县就算了，“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 (《新京报》3月14日)

　　官员的承诺书不能当真，是不是也意味着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不能当真？我们耳闻目睹的事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订十几年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但是，一个普通的医疗事故都要受害人家属跪求部长开恩，连民工讨要养命的工资都必须跪求执法者……近年来所演绎出来的一桩桩一件件下跪事件无一不让人瞠目结舌，难道中国的老百姓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只有下跪的份儿吗？

　　我知道，中国人对跪的问题一向看的很重，自古就有“跪天跪地跪父母”一说，因此，没有必要对老百姓的下跪进行苛责，因为谁也不清楚还有多少人跪着哀求都没有为自己讨个公道。倒是那种本该下跪反而趾高气扬的人应该受到良知的拷问，他们在应尽的义务下欣然享受着老百姓的感恩戴德，而一些舆论又过于“煽情”，总会把这种卑躬屈膝的“跪谢”涂上一层艳丽的色彩。其实，这样的维权，不仅是为生计所迫饮泣而跪者的耻辱，也是迫人下跪者的耻辱。民工流血流汗到头来却拿不到工资，百姓沉冤却投诉无门等等问题的出现，说到底就是地方官员的责任。也就是说，捍卫公义是每个公务人员的最基本义务，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应该下跪还不一定是谁。

　　消费者朱鼎龙先生向卫生部前部长下跪，虽然被“赐座”，终究也没有要回自己应有的权益。倒是在他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状告卫生部不作为，并寄出了起诉书，才莫名其妙地得到了某些人的帮助。应该说朱鼎龙是幸运的，至少他这辈子还可以跪见部长一回，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老百姓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就算有，恐怕也只能享受“赐座”的待遇，这和依法维权绝不是一个概念。

　　鲁迅说：“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其实这样的道理显而易见，物质条件的不足和局限，并不是我们精神匮乏和人格矮化的理由。而朱鼎龙的事例也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维权的前提是自己首先站起来。可话又说回来，假如人们都可以站着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有谁情愿去下跪乞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