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农村积累了没能正常转移的几亿人口和劳动力，与国际上许多国家农民户均种百亩、甚至几千亩地，农业现代化水平也较高的情况相比，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多而耕地非常少，每户只有几亩地，现代化水平也因生产规模太小而无法快速提高。这种局面下，如何持续地增加农民收入，并使他们富裕，成为了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我觉得，需要从农民的收入结构及其未来不同收入渠道的前景来思考，才可能找到解决这个难题清晰和正确的路径。

　　中国农村发展人多地极少的条件，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非常相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民，其收入主要为四大部分：即农业收入，包括养殖和渔业收入；非农业工作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土地房屋买卖、出租、入股等收入；投资、创业和经营性收入。开始时，农业收入占大部分，随后比例越来越小；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转移，非农业工作收入的比重开始增加，规模越来越大；而由于土地房产是私有的，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土地房屋等财产性收入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而东亚国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非常宽松的环境，又使农民投资、创业和经营性收入越来越多。实际上使农民致富的、使这些国家中等人口大量增加的、关键的因素是农民投资、创业及经营性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毫无疑问，只有从土地上减少农民，适度规模化经营，才能更好地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绝大部分农民未来增收和致富的过程，我想不可能违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走过的规律性的道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民增收的大部分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外出务工性收入，近几年，农民增收的部分中，80%以上源于此。中国农民务工性收入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结构转型中农民务工收入的不同点在于：1、由于中国对农村创业和小城镇小集镇创业的管制太严，并且收费罚款太多，农村就近发展非农企业和产业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越来越困难，不能吸收农村转移务工，而是要千里迢迢，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到大中城市去；2、由于东部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居住等生活费用要比中西部小集镇和小城镇高，特别是户籍等制度的城乡分割，绝大部分农民工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同，不能在务工的城市中迁移居住，成为永久市民。因此，农民不能随着城镇中的工作而永久迁移，而是在城乡之间和东中西之间进行钟摆式流动。

　　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与东亚一些国家截然不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包括交通水利建设中，农民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强制低价征用，本来应当为农民的土地收益，很大程度上成了开发商的暴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用地单位的低价资产。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农村征地的价值达10万亿以上，返回给农民的不到7000亿。如此巨额的资金，变成了马路，变成了住宅，变成了办公楼，变成了政府的开支；而没有变成能使农民致富的农村及小城镇中的小店铺、小加工厂、小餐饮店、运输工具等创业方式。另外，我们农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不能随意转卖，不能抵押，不能入股办企业，农民拥有的巨大资产，不能变为资本发挥效益。在东亚国家中农民利用土地和土地上的商业用房和厂房等可以获得收入，并且，其所占的比重较高，许多农民创业的资金积累，就来自于资产性收入。而我国，巨额的土地资产不但没有普遍地使农民致富，还因低价征地使许多农民成为三无农民，成为一个致贫的因素。因此，在中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极为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