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草根家庭”的“名校情结”，被称作“当代范进”的农民考生曹湘凡在20年的时间里历经了13次高考。

　　曹湘凡第一次高考是在1987年，397分离最低的录取线还差60多分。

　　198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曹湘凡又一次落榜。 

　　1989年第三次高考前，曹湘凡病了，他又一次失利。

　　1991年，曹湘凡以467分的成绩上了专科线，但觉得读个专科不划算，他放弃了。

　　1992年到1996年，这4年他一直在广州打工，同时遇到了第一任妻子。 1998年，曹湘凡参加当年的全国成人高考，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国际学院政治学专业。但考取的是他不喜欢的专业，他又放弃了。

　　2001年，高考取消了年龄限制，曹湘凡准备第七次参加高考。

　　2006年6月7日，曹湘凡在湖南省汉寿县二中参加了第12次高考。(三湘都市报6月6日)

　　2007年6月7日，年近不惑的曹湘凡又将迎来人生中的第13次高考。与其说是一种“高考情结”，倒不如说是一种“高考精神”，这种是天下学人追求美好生活，用知识改变命运的生动写照。 “要嫁就嫁给幸福，要输就输给追求。”这是曹湘凡坚持的理由，也应该成为万千莘莘学子坚持的理由。这种情定书山、心许学海、屡败屡战的“高考精神”，足以感动中国。

　　然而，当我们在为曹湘凡的“高考精神”感动的同时，又不免产生一丝莫名的无奈和悲壮。诚然，高考自恢复以来，在匡复社会正义和选拔优秀人才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为天下学子提供了求学成才的公平竞争平台，诚如有关人士所言：“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高考还是最公平最合理的人才选拔方式。”特别是对于平民子弟和寒门学子来讲，高考几乎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途径。

　　在高考魔棒的指挥下，不仅焕发出了“高考精神”，也焕发出了人们对高考的钟爱与狂热。看一下那些备考族和陪考族的热闹场景:为高考烧香拜佛者有之，考前恶补者有之，订购“高考房”者，吸氧减压者有之，甚至服用兴奋剂者亦有之。这种被异化了的“高考情结”让我们的确感到有些焦虑不安。

　　或许高考在打造社会公平的同时，又隐含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公，这种不公体现在“以考(仅凭文化课考试)定终身”和“一考定终身”。高考既是通往“罗马”的大道，同时也成了万人争渡的“独木桥”；既是选拔人才的平台，也成了人才倍出的瓶径。

　　“当代范进”的“高考精神”既是对高考的执着，也是对高考的执迷；既让人感动，又让人感叹。高考的确要改一改了，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多元化人才，多元化人才需要多元化的考试，我们能否撼动一下高考独霸考坛的霸主地位，让其他考试形式也有一席之地？

　　当然，高考形式的改革，还必须有与之匹配的社会机制作保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高考改革的成败取决于人才的流动机制。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能上能下、能左能右”的用人机制才是高考改革的源头活水。只有当社会为人们提供成才成功的机会多了，才会有效遏制“高分复读”所带来的教育资源浪费，到那时，“当代范进”的“高考精神”才会大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