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鸟巢”和别的建筑不同，“东倒西歪”的柱子结构，交线非常复杂，对焊接技术的要求和难度都非常高。那些经过培训、优中选优的焊工们，不但优质高效地如期完成了任务，而且在“鸟巢”每条焊缝边上，都镌刻了自己的名字。用管理人员的话说，让无数普通焊工在这项世人瞩目的奥运工程中留下自己的微小痕迹———也许公众没有机会看到，却永不会磨灭。(1月2日《北京晨报》)

　　让建设者留下自己的名字，无疑是一个温暖人心的举动。我们常说，每个人都应该为历史担起责任，也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然而，在很多时候，人民具体是哪些人，往往并不知道，关于这一点，即使到了事业落成或者盖棺定论之时，我们的后代也未必知情。

　　近年来，关于签名的新闻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冲突。发生在去年的“孕妇致死案”引起广泛的讨论。最近，陕西绥德又发生“签字拘禁案”。尽管县长的拒签与肖志军的拒签大异其趣，但“签名事关责任”的逻辑却是一样的。

　　谈到日常生活，批评经常会指向中国人不注重自己的隐私。然而事实上，中国人对自己的名姓往往戒备森严。且不说手握权柄者的家属子女姓甚名谁通常不为人所知，即使平常陌生人见面，想要知道对方的名字，也是难上加难。人们通常都会很警惕，总担心生活里会有意想不到的陷阱。

　　与此相反，在西方一些国家，人们更乐意将自己的名字告诉对方。这一点，相信许多人在欧美影视剧里会有间接的印象。记得我最初到法国留学，与一位希腊学生初次见面，当她向我伸出手来并且叽里咕噜地蹦出几个词时，我竟然茫然无知，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记得那一刻我很懊恼自己竟然没有听懂她的日常法语。愣了愣神，我才明白她刚才不过是在向我介绍她的名字，而不是《武林外传》里燕小六“你姓嘛，叫嘛，从哪来，到哪去，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地里几头牛说说说说……”一类的中国式盘问。读者朋友可能会说我小题大做了。不过我至今仍相信，我那短暂的愣神背后，是许多中国人至今仍未完成的主体意识的生长。

　　记得有一次采访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讲到西方人的主体性，他半问半答式地说：你注意到没有，在法语里“presenter”译成中文有“介绍”的意思，然而在它的背后，更暗含着一种人与物“存在”或者“到场”。

　　谈到这种“到场”，《水浒传》里有。比如，武松血溅鸳鸯楼时，在墙上潇洒地写上了“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是有些中国人说的“大丈夫顶天立地”、“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的英雄气概。不过，这种敢作敢当通常只会出现在浪漫小说里。现实生活中，犯下重罪的人首先所能想到的，恐怕都是毁灭现场证据，然后逃之夭夭。而不是在站在历史的门槛上摆着pose抒情，或者把自己当成“生活电视剧”里的主人公，耳边还响起雄浑或凄恻的背景音乐。关键时候，更多的勇武者只是选择了非立非坐的姿势，成群结队地躺在历史的床底下得过且过，得逃且逃。

　　逃犯不愿公开自己的名字情有可原，相信世界各地都一样，否则哪会有那么多的刑侦故事挑动你我的眼帘。真正让人难以理解的倒是在平常公共生活里许多人物的隐姓埋名，讳莫如深。比如现实文本中“相关责任人”、“相关单位”以及雪泥鸿爪般的“上面的意思”一样，难免会给人一种敷衍塞责的印象。

　　回到鸟巢的焊接现场，在这里，无论是工程品质的“建设者”，还是“破坏者”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起现实的责任，享受历史的报偿。显然，抬头挺胸签下自己的名字，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有关签名的故事，时常让我想起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一段执政经历。这位个性鲜明的法国总统一次次向政治陋习说不。我印象最深，却又鲜为人知的一个细节是他对作者不愿意署名的白皮书的发难。早在2002年就任内政部长的时候，萨科奇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一把火烧的就是取消法国情报总局的白皮书，并且要求每一份报告上都要作者署名。萨科奇的三个理由是意味深长的———“现在不再是1940年维希政府时期；在法国有言论自由；而且，那些有话要说的人应该敢于担当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