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最休闲，只有更休闲。国家节假日改革刚刚尘埃落定，实行6小时工作制的呼声又扑面而来。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建议，有必要在劳动法的框架下，建立起按劳动种类分类、按劳动内容分层、按劳动需要分时段、全国统一的6小时工作制。(《浙江日报》3月19日)

　　6小时工作制，确实很有诱惑力，其“优越性”如姒健敏所言：可以增加人们休闲娱乐的时间，促进身心健康，提高生活品质；可以缓解交通压力，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可以在提高工作效能的同时，减少社会成本。乍一看去，让人心动。

　　然而，我们深知，任何制度都不是在真空中存在的，必是镶嵌进社会肌理，经过长期磨合才能得以固化成型、任运自在。抛开制度运行环境，单纯谈论一项制度的好坏，其实没多大意义。6小时工作制，理应作如是观。

　　不难看出，“建立起按劳动种类分类、按劳动内容分层、按劳动需要分时段、全国统一的6小时工作制”，其中空想的成分太多。这种崭新的、重新洗牌式的工作制度的最大硬伤在于，好像社会有机体各个部门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各自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堡垒，这岂非荒唐？如果真的实行分时段的6小时工作制，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种由错时带来的尴尬：此部门上班而彼部门却休息，而本来二者之间是具有天然联系的，绝不能随意分拆开来：比如市民与政府；患者与医院；储户与银行；家长与孩子，等等。可想而知，这种错位的工作制度不仅不能提高工作效能，反而可能使社会秩序紊乱，社会交易成本变得更加高昂。

　　再者，一天只有24小时，除去睡觉、吃饭，正常的工作时间其实是既定的。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按照6小时的标准为社会各个部门厘定错时的工作区域，到底该怎么操作呢？错开的时间太短没有意义，时间差太大又根本不可能，这不是自己难为自己嘛。如果硬要分出个子丑寅卯来，那有些群体正常的作息规律(比如午休)必会被打乱，所谓“促进身心健康，提高生活品质”又如何谈起？

　　另外，从劳动效率的角度出发，改8小时为6小时工作制也很难说得过去。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效率仅为美国的4.4%，日本的4.1%，德国的5.6%。如此低的劳动效率，工作时间再行减少，难道我们真的只想和生活来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这不是说反对减少工作时间，而是我们还没有太多资本享受奢侈的休闲社会。除了实体部门，我们自然也不应忘记，政府、事业单位的办事效率本也低下，6小时工作制基本上等于又送上一个大礼包，这对某些群体岂非一种变相的伤害？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在超时加班普遍存在的当下，8小时工作制尚且形同空文，6小时工作制显然也只能过过嘴瘾。如此而言，我们不妨先尊重一下现实、规律以及习惯，把8小时工作制贯彻好了再言其他吧。当然，我们也尊重姒健敏副校长提“建议”的权利，只是我们对此只能说，想法很好，但也真的很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