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曾荣登中国女首富的张茵特立独行地首倡降税：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富人叫税痛大抵是有资格的，人家的收入所站立的累进税制台阶就是高，而中低收入者叫税痛，却有伸长脖子进套索——自高身价找不痛快之嫌。“两会”刚过，税痛却由高及低，分红、降税、退税的声音从各个角落响起，社会传染“富贵病”，当真普罗大众已经不叫痛就不显富？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5.5%，年均增长10.6%；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增长1.71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连年来我国税收增长率高出GDP增长率一倍多，而2007年的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两倍，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与之相对应，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近30年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去年3、4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连续触及或突破3%大关，接近温和通胀的标准，5、6、7月CPI增幅持续走高，到8月份以6.5%创下11年来记录，此后涨幅连续5个月超过6%，今年1月，CPI增幅达7.1%，并且与2月的增幅连续创下1997年以来的月度新高。

　　去年5月，福布斯公布其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全球第3，税负痛苦指数是152，当时引起非议一片。毕竟物价上涨刚探出苗头，痛感不甚强烈，也没普遍地蔓延，如今争议仍可存之以待日后，但痛感却一如预言。中国的税收，最终由消费决定，多消费就多纳税，不消费就不纳税，中国的税负归宿，归根到底，由消费者承担。如此来看，在个体绝对值上，富人比穷人纳税多，就整体消费而言，由中低收入者消费所产生的税收占财源之大流，放之于税负的痛感，富人在喊痛的时候，穷人就是痛得有气无力了——不能呐喊，就只能承受。

　　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并不能缩减，比如衣食住行。去年的物价上涨，以前年秋天的粮油价格异动为发轫，当年11至12月间，国内食用油价格一个月内就上涨了20%，面粉价格涨幅也超过了10%。如此观察，说大多数中低收入者在饭桌上为通胀买单并不为过，在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年代，CPI的增幅再吞噬大多数人的税后收入，确实有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税收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当通胀正在改变收入分配之时，国家征税理应有政治禁忌。除了财政再分配向中小企业振兴、公共事业、低收入群体生活补贴、地方财政补贴等方面倾斜外，亦应考虑中小企业的减税、退税，并不能总是向中石化这样的垄断巨头提供巨额财政补助，同时应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与退税环节，并在社会收入结构中整体考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更为根本性的，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在国家整体税收中的比例，而降低其他与消费有关的税收比例，并对财产性收入严格课税，以改变国家整体税收中“穷人税负比富人高”的现状。

　　“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它的前提是透明地向人民征税，并在制度设计时从征税的财源开始即保证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