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曾锦春案进入庭审第3天，也是庭审的法庭辩论阶段。曾锦春自认为他的案件没有造成什么民愤。(4月26日《广州日报》)

　　据公诉机关指控，曾锦春自担任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9年间，利用职务之便，在矿产承包、纠纷处理、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妻子等人共同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3152万多元，还有960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另有违法犯罪所得资息近1927万元———庭审中公诉人仅陈述其罪状就花了两个小时、被“双规”时郴州举城狂欢、群众打出“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条幅，这样的一个贪官居然厚颜无耻地辩称自己没有惹上“民愤”，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贪官大多感觉良好：新疆畜牧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廖邦清说“当地群众公认我是一名好领导”；原河南省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说“实话实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原兰州市市长张玉瞬说“我是兰州本地人，我做兰州市长对兰州和兰州人民感情很深”……和曾锦春一样，“民愤”俨然成了这些官员的为官标准———因为没有惹上“民愤”，基本上还算是好官，这是什么逻辑！

　　判案要看“群众感觉”，当官要看“群众满意”。“民意”和“民愤”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南辕北辙。“民意”是看群众是否满意，“民愤”是看群众是否痛苦与愤怒，所谓伤民心、积民怨、惹民愤、招民骂。从表达“民意”到显示“民愤”，说明群众对官员和政府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从认可“民意”到接受“民愤”，说明一些官员的为官标准道德底线一降再降，已到了毫无约束的边缘。

　　看看曾锦春案背后的“民愤”：郴州市农民黄元勋5年来一直用举报的方式与郴州贪官角力，曾被当地警方刑拘了15天，曾被曾锦春10万悬赏人头，为此，黄元勋还向有关部门留下了“遗书”；郴州市企业主王文汉被曾锦春的黑势力追捕，至今不敢回家———如果这都不算“民愤”，什么才是“民愤”？以“民愤”为标准，只会不断打压“民愤”，导致更大的“民愤”。以“民愤”为标准当官，注定只会是贪官。

　　可悲的是，曾锦春的民愤论还很有同道。一些尚在台上的地方官员也在以“民愤”为标准当官，在他们看来，只要群众不上访不举报、没有引起社会骚扰，一项政策或举措便可以强硬推广继续执行；一旦遇到“民愤”，则采取强硬手段打压举报人、拦截上访者，以掩盖“民愤”———看似平静的社会，其实底下暗流涌动，蕴含巨大的“民愤”，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

　　曾锦春自认为“没有造成什么民愤”的表态，注定要在贪官们的经典语录占上一席之地。以“民愤”为标准当官的曾锦春，值得在台上的官员们警醒。